在犯罪多样化与隐蔽化的现代社会，利用线人破案已成为通行各国的重要手段。不少欧美国家对线人制度有明确立法，刑诉法中有针对线人权利保护的“污点证人”制度。继承了英美法系传统的香港地区，对线人制度亦有明确立法，香港廉政公署在各行业拥有为数不少的线人，其中甚至包括银行工作人员、会计师等，香港警务处在2005年的线人开支达8000万港元。

我国在公共安全和反腐等领域也愈加需要职业线人，但至今除了各部门的一些内部规定外，均无国家层面的立法，对线人的监控、赦免、报酬与保护等存在诸多问题。近年在广东就有缉私线人诉太平海关奖酬不公、烟草打假线人被报复致死后家属诉烟草局要求赔偿等案例。

有鉴于此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黄石市监察局副局长赵咏秋，两年前就在全国“两会”上提议应对线人制度进行立法，准许反腐机构利用线人反腐。

尽管她的建议案没有得到马上回应，但权威刑侦学者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翟金鹏告诉南方周末，相关学者和有关国家部门正在推动对线人制度的调研与立法，“立法上的作为，将只是一件早晚的事”。

这个灰色群体或许将不只是在《无间道》式的电影里被描述，而到了该被公众舆论关注、该被立法机构关注的时候了。

本次特别报道试图借一位线人和一位刑警的口述故事，接近中国线人群体的真实存在状态。

一位为广州警方服务9年的资深线人，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的线人生涯——

“整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中”

我出生在广州的公务员家庭，哥哥姐姐大学毕业后也做了公务员。我曾经的理想是做警察，没想到却做了警察的搭档——线人。我在广州做警方线人已有9年，是在刀尖上讨生活。